朱畴文肩头的担子很重，他的额头上起了块淡红色的斑，这是神经性皮炎，每当精神紧张就会发作。

他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副院长，此前率领一支136人的医疗队来到武汉，支援武汉人们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如此严峻的疫情，武汉人民没有经历过，从医近30年的朱畴文也没有经历过。

朱畴文（左）和同事

他说：“我们队员医疗护理的整体实力，我一点都不担心。让我担心的，是他们自身的安危。”

要把所有人平安带回来

出发前，朱畴文说，要让队友们意气风发地去武汉，平平安安地回上海。在飞往武汉的航班上，东航乘务长也曾许诺，“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接大家回来。”

当飞机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触地的那一刻，他再次默念了一遍：“一定要把他们平安带回来。”

他们即将踏足的武汉，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两周前，这座人口逾千万的都市宣布封城；在朱畴文率领的医疗队赴武汉前，中山医院已向湖北派出过三批医疗队员；截至2月7日，他们到达的当天，武汉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1万例。

航班抵达武汉时，天色已晚。“机场里情况不明，所有人戴上N95口罩，不要戴普通口罩。尽量避免触碰机场内任何物体。”这是他在武汉给队员们下达的第一条指令。这条指令让不少小护士心生诧异，“真的这么吓人吗？”

他们通过廊桥，走进航站楼，看到数百米长的通道里，除了他们自己，竟然空无一人，只有自动人行道在兀自空转。紧张的气氛，瞬时笼罩了医疗队。

朱畴文（中）和同事们

不愿任何人冒险

朱畴文回到病区，盒饭已经来了，今天的晚饭里竟然有几块红烧三文鱼。来这里10天了，还没有吃过鱼，朱畴文简直有点激动。

在病区，医生们都是独自吃饭。即使同在一室用餐，为了减少交叉感染，也是背对背，绝少交谈。吃饭刷手机是他们主要的休闲项目。

朱畴文翻着微信朋友圈，猛然发现，随中山医院医疗队一同来武汉的一位记者，头像换成了身穿防护服的工作照。

他停下晚餐，马上拨通了记者的电话。“这照片在哪拍的？”他问。

“在上海拍的。”记者说

“在武汉没进病房吧？”他问。

“没有，没有。”记者回答。

“不能进啊，你们不懂防护，进去风险太大，千万不能进啊。”他一再叮嘱，让记者不要贸然进入隔离区。

他不愿记者冒险，不愿任何人冒险。但他又知道，危险从来都与医务工作相伴。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是1716例，其中武汉市1102例，占六成以上。

在满是新冠肺炎患者的隔离区，医务人员操作稍有不慎就有被感染的可能。说医疗队队员是冒着生命危险上前线，一点都不夸张。

队员都还记得，第一次从酒店坐班车去人民医院上岗那天，朱畴文坚持把每拨人都送到站台上。深夜11点，当班车在夜色中载着几个年轻的护士离开酒店时，他流泪了。

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队员

15日晚，从医院下班，刚刚坐上班车，朱畴文接到了队员电话，说是中山医院医联体一家区级医院有三名护士也在武汉，正支援金银潭医院。

“我现在去看看她们。”他说。于是开小车径直从人民医院驶往45公里外的金银潭医院。出发前，他关照中山医院的同事，从储备物资里拿一些口罩和防护服送过去。

朱畴文把口罩、防护服等物品交给三位来自中山医院医联体的护士。

朱畴文说，医护人员也是血肉之躯，身处险境也会害怕。想想穿上密闭的防护服后的感受：呼吸困难，有人还会头晕、恶心……如果他们还要担心防护服是不是合格，口罩还够不够用，如何能够安心工作？

晚上九时半，朱畴文看到了在金银潭医院工作的三个上海护士，没问年纪，但一眼就看得出，都只有二十来岁。她们第一次和领导打交道，不知说些什么，只是静静地听着朱畴文的叮咛。

在朱畴文眼里，她们都还是孩子。他自己也有个女儿，上高二，只比这些护士小几岁。朱畴文是个“女儿控”，女儿那年中考，他还跑到考场外，举块牌子，上书：老爸和×××（女儿喜欢的某男星）一起为你加油！

眼前，这三张稚嫩的面孔已经是武汉抗疫阻击战的小战士。朱畴文打开一个纸箱，取出礼物送给三个女孩——三盒3M牌N95口罩，十几件防护服，以及几瓶洗手液、消毒剂。

15日，武汉大雪漫天。在病房后面的园子里，朱畴文发现几株腊梅在雪中盛开。他冒着风雪，凑近梅花，用手机拍照。又想起东航乘务员的那句话：“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接大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