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有一群执着的冒险家：他们来自美国不同地区，背景各异，但都义无反顾地变卖家产、背上行囊，去往同一个目的地——加利福尼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淘金者。

200多年后的上海，也有一批有海外留学经验、在顶级芯片公司工作多年的半导体行业“冒险家”，义无反顾地在这一时期回到中国，他们带着丰富的经验和珍贵的火种，一脚踏进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此，中国芯片行业进入了海归创业和民企崛起的时代。

闵昊，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前华虹集成电路公司（又称南华虹）总经理、如今的芯片行业创业者，也是在1998年回到国内，来到浦东，从此毅然跳入中国芯片突围时代的洪流。

初代“海归”

众所周知，欧美国家通过“瓦森那协定”，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和设备出口进行严格封锁，导致国内和欧美半导体技术始终相差两代左右，甚至差距越拉越大。

为了缩短这一差距，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通过运动式的集中攻关，开展集成电路技术攻关行动。1995年，电子工业部提出实施“909工程”，投资100亿人民币，由上海华虹承担，与NEC合作，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在万众瞩目下，建国以来最大的电子工业项目于1996年启动了。

1998年，结束国外2年多访问学者生涯，闵昊回到复旦大学。回国不到3个月，闵昊就收到了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任命。

“我当时吓了一跳，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闵昊回忆说，“复旦大学以无形资产入股华虹，本来只需要出个技术副总就可以，为什么会临时让我做总经理，我也想不通。”直到后来，闵昊才打听到，这源于他在美国交流期间的一份发展报告。

当时，硅谷是全球芯片设计产业的风向标，华虹打算在硅谷成立芯片设计公司，因此找到了熟门熟路的闵昊，希望他帮忙筹备。也是这份华虹未来的硅谷发展报告，打动了国内专家。

海外先进的研发理念和技术经验，让他深深着迷。原定半年的交流时间转瞬即逝，但流连忘返的他像是去了游乐园的孩子，进去了就不想出来。于是，他咬咬牙，决定申请自费延长学术交流时间。为了挣生活费，他每周都得去硅谷的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创业公司打工。

当时，在图像传感器领域，CCD传感器还是主流，而现在已成为主要解决方案的CMOS传感器在当时还是很“高精尖”的一项技术，面临产业化的前夕。“我不但参与了产品开发过程，更重要的是学到了硅谷创业公司如何运作的，这是很好的机会。”闵昊说，“他们对市场和技术的敏感度、创新氛围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令我印象深刻。”

也是从那时起，闵昊心里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创业！

设计出中国第一枚“一卡通”芯片

1998年6月，回国仅3个月的闵昊匆忙上马担任南华虹公司总经理，随即，一项紧急任务就交到了他手上——上海交通“一卡通”芯片国产化。

虽然现在的交通卡已经走入千万家，但在当时交通卡芯片还是一项非常难的技术。这种非接触式的智能卡，本身没有电池，全靠读写器的射频能量，对功耗要求非常高，还需要非挥发性存储器和自己的加密体系。当时，全球只有少数几家跨国企业有研发和生产能力。

1998年，为了一块这样的小芯片，闵昊等3位专家和一家国际电子产品大企业进行艰难谈判。年仅33岁的闵昊清楚地记得外方代表那洋洋自得的表情：“拒绝公开任何技术细节或进行技术合作，只能卖产品给你们，价格最低3.5美元/张，不能再还价。”两个多小时后，闵昊悻悻地走出会议室。飞利浦、摩托罗拉、英飞凌……能谈的国际企业他都去谈过了，他们似乎都认准了中国人就是做不出小小一枚芯片，只卖“天价”产品，拒绝任何形式的技术合作和转让。

“当时上海地铁已经决定下单欧洲公司的芯片，甚至马上就要开通了。但经过再三研讨，上海还是决定自己干！”当年年底，上海将交通卡、社保卡、银行卡三个“一卡通”项目正式列入市府实事工程。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对于当时的闵昊来说也是烫手的山芋。“当时公司很小，真正做研发的就十来个人。照进度，1999年底就要出首张‘交通一卡通’，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市府重大工程办的领导还隔三差五来催问。最后阶段要去工厂做流片测试，天天撑到凌晨二三点，宜山路公司边上的一家小旅馆成了我们的过夜地。”

闵昊回忆说，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他带着8000万元的投资款去漕河泾附近找银行办理开户，银行工作人员觉得他年纪太小，把他们当成骗子，直接以“没有这项业务”为由回绝了这笔“大买卖”。

“好在我们有些技术基础，不是从0开始。”闵昊说，复旦大学和中科院上海冶金所（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前身）等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华虹负责产业化，几乎集合了国内最强的技术力量，在原来已经有的部分技术的基础上，仅用5个月左右时间成功设计出中国第一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优化，到1999年底，上海公共交通卡系统正式启动试运行，上海成了全国第一个实现公共交通“一卡通”的城市。首批发行的10万张“一卡通”用的正是上海华虹研发的SHC1101非接触式IC卡芯片。中国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一问世，飞利浦等国际厂商的同类芯片价格随即降到了1美元以内。此后，上海的所有地铁闸机和交通卡都相继实现了国产替代。

在“一卡通”的技术基础上，华虹的非接触式智能卡芯片和接触式CPU芯片成功应用到上海市社会保障卡工程，发行量均超过1000万张。华虹还成功主持研发了中国第二代身份证项目，在全国范围发行并成为我国人口信息化的重要部分，该项目获得200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除了产品开发，闵昊还在企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突破。在员工收入上，以往国企根据人数进行工资总额控制，相比外企，研发人员的收入无法得到保证，也就很难留住人才并且激发科研人员的动力。闵昊经过和上级部门讨论，最后说服上级部门同意华虹作为个例，不再受工资总额限制，而是由按华虹董事会决议的额度批准发放员工工资的额度。并且他还提出让员工持股，最终华虹员工持股16%，这也是国企第一次实现员工持股。

出走华虹，模仿硅谷模式自主创业

回头来看，很难想象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面对与发达国家的恐怖差距时的那种绝望。909工程下的华虹在“砸锅卖铁”的情况下启动，顶着巨大压力背水一战，于1997年7月开工，1999年2月完工，用了不到两年即建成试产，在2000年就取得了30亿销售，5.16亿的利润。

到了2001年，华虹也遭遇了芯片行业的寒冬，全年亏损13.84亿，这时批评又纷至沓来，无数媒体指责“光靠砸钱做不起芯片”。这时候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三星越亏越投的“反周期大法”，更没有人了解张汝京的“盖厂一定要在行业低潮期”的理论。

顶着巨大压力，华虹最终在2004年之后恢复了业绩稳定。

与此同时，2000年之后，西雁东飞为中国半导体行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大批机制灵活的民营半导体企业成立，尤其是在芯片设计领域，这种灵活的机制开始进入良性循环，并促使了海思等一批企业率先进入各自领域的第一梯队。

闵昊的心，也热起来了。

2005年6月，闵昊在华虹的聘期到期，早在前一年年底，闵昊就提出不再续聘任职总经理，而在当时，华虹给他的年薪已经高达100万元，并不输外企高管。

百万年薪，对当时的闵昊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字。而在芯片领域，国际环境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紧张，直接买国外的成熟产品也远比自己研发要划算得多。受舆论影响，政府层面对芯片的投资依然举棋不定，忽冷忽热。此时出走创业，无疑是一场大冒险。

但闵昊已经铁了心。在董事会的一再挽留下，他一直留任到2006年3月底，直到下一任管理团队组建好。

在华虹的最后一天，闵昊捧着行李走出办公室，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期待。“我在硅谷3年，看到半导体行业的VC模式很成功，但国有企业总归有很多固有规则限制。”他回忆说，“当时国内已经出现了风投，我也很想自己试一试。”

时过境迁，回忆往事时的闵昊虽然表面上云淡风轻，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出走华虹顶了多大的压力。

从华虹功成身退的闵昊，凭借前期积累的技术优势，和在复旦大学实验室的3位学生以及2位朋友共同创办了坤锐电子，这是国内最早参与RFID（射频识别）产业化的企业之一。闵昊纵身一跃，成了RFID产业的造势者。

押注物联网

RFID是通过无线射频方式进行非接触双向数据通信，利用无线射频方式对记录媒体（电子标签或射频卡）进行读写，从而达到识别目标和数据交换的目的，其被认为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信息技术之一。

199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产品电子代码的网络框架，并提出利用射频标签作为物品身份标识载体，构建物-物互联的物联网概念与解决方案。这是全世界最早提出的物联网架构。

与此同时，RFID标准化的问题也逐渐提上日程。在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资助下，麻省理工学院2002年起开始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参与研究，制定产业标准。身为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系教授，闵昊的实验室是全球RFID产业标准制定团队之一。

沃尔玛当时描绘的RFID产业应用的宏大画卷始终令他心驰神往：沃尔玛提出，到2010年，公司销售出的每一件产品都会装上RFID芯片，其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令人心神荡漾。

但预想中的“风”并没有起来。

2013年左右，RFID行业遭遇“滑铁卢”。作为RFID产业风向标的沃尔玛，之前提出的2010年供应链电子标签全覆盖的目标至今依然是空中楼阁。

闵昊分析说，除了技术不够成熟，投资回报无法计算，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是主要原因。“电子标签需要生产时加进去，成本由生产商承担，但供应链的好处落在零售商头上。投资回报模式没理清楚，行业发展缓慢。”

2015年是坤锐电子的“至暗时刻”。闵昊记得，当时业务格局打不开，RFID应用推广受阻，公司规模从此前近100人缩减至50人左右，“差一点就死了”。

当行业的泡沫破碎后，闵昊开始思考，RFID行业未来将去往何方？作为一家小微企业，又该如何抉择？

转型，是唯一选择。

“我们意识到，如果只是对标服装等零售行业，公司很难活下去。”于是，坤锐电子将目光投向资产管理方向。

航空公司资产管理是当时坤锐电子重点投入的领域之一。

通过RFID技术可以实现飞机制造企业对航空零部件的智能管理。如在使用RFID对救生衣管理之前，空乘人员至少需要6.5小时逐个排查并确保所有救生衣都在座椅下处于就绪状态，在每个救生衣上贴装高可靠性RFID标签后，空乘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确定所有救生衣的状态，还能够有效监控救生衣的使用寿命，大大提高了救生衣在生命周期范围内最大化的合理利用。

通过对飞机维护主要工具箱内的工具贴装抗金属RFID标签，可以进行身份确定，识别盘点，并通过软件系统的配合进行工具粗略化定位，使工具箱具备智能感知、智能识别、自动记载、统计、异常分析和智能预警等功能。

和服装领域不一样，航空领域电子标签市场很小，2016年只有10万美元左右，大企业一般看不上这样的“小生意”。

此外，一般消费品的电子标签寿命只需要做到常温条件1-2年，而飞机上的电子标签要求85摄氏度内，数据能保持30年。这对芯片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极高，需要反复对工艺和设计进行改进，研发投入很大，虽然单个芯片价格是消费领域芯片的10-20倍，但大企业仍然不愿意涉足。

“但我们可以做，也愿意做。”闵昊说，和大型企业竞争没有胜算，坤锐选择的是目前市场规模不大，但有一定技术门槛且前景极好的细分领域。

据介绍，目前全球每年服装和鞋子的RFID标签消耗量高达100多亿个。多大的一块蛋糕！“虽然眼热，但我们很难进入。”闵昊说，RFID产业领域一般有3个环节：芯片商、设备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每一个行业的应用，三者之间都需要经过4-5年系统调试和芯片认证，形成闭环。因此，要想进入已经成熟的领域，门槛极高，一般没有人愿意花费极大代价临时更换芯片供应商。

“当然，我们也不愿意走低价替代的道路。”国内很多半导体企业走的是低价替代的路线，但闵昊觉得，开辟新的市场远比低价竞争要有意义得多。“虽然细分领域市场小，但我们有技术优势，和行业一起成长，自己造势，等蛋糕做大了，我们也能建立起门槛。”

目前，坤锐的RFID产品已经持续应用于波音、空客等飞机制造公司的航空零部件管理，在航空零部件、机舱管理用电子标签市场，全球排名第一。市场规模从最初的10万美元增长到如今的100万美元。

“我们要进入这个领域，就有信心做到国际前三名，国内第一名，否则不会进去。”闵昊信心十足。

专注“小而美”，坤锐电子的格局一下子打开了。

在闵昊看来，起源于物联网的RFID，如今也将随着物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再次“起飞”，车联网、工业互联网都是物联网的范畴。

他坚信，和互联网不一样，物联网未来会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需要多种技术来接入和应用，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解决方案，适合动作敏捷的中小企业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像互联网一样几家巨头‘一统天下’的现象不太可能出现，未来物联网一定是中小企业的天下。”

在产学研中找一个支点

近20年过去，国内的芯片产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产业的技术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以前大家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到现在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产业；从以前只有海归在这个领域创业，到现在百花齐放；从过去亦步亦趋学硅谷，到现在科创板注册制，国内的芯片产业环境已经形成了闭环，并且越来越健康。”闵昊感慨说。

但也有缺陷。“大学没有很好地跟上这一波芯片产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高校和研究所的基础研究能力比产业领先很多，技术可以很快转化成产品。但现在国内芯片设计产业已经离硅谷很近，本应冲在前方的基础研究反而落在后面。

“本来‘学’应该在学术上领先，并引领最新的技术发展，而眼下‘产’的水平超过了‘学’。如果‘学’的参与人员不与产业紧密结合，只是封闭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话，甚至都意识不到人家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你，出现孤芳自赏的可笑局面。”闵昊认为，高校研发的自我定位需要调整。

“以前是要求能做出一套完整的方案，以表现出研究成果，如果现在还秉承这种思路的话，那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无法与产业界竞争。”他认为，高校应该集中精力，去突破新技术点，并不要求做出完整的系统，然后将这些新技术点融入企业的产品当中，通过双方合作，把这些突破的技术点贯穿起来，就形成了完整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才是正道。

以NB-IoT为例，闵昊觉得高校就应该积极参与，比如高校可以做其中的射频收发器，而即使是这一块，高校也很难独立完成整个收发器的设计工作，但可以集中精力突破其中的几个技术点，如发射机、接收机的射频前端、振荡器和唤醒功能部分。在此基础上，企业再参与进来，把这些新的研发成果融入相应企业的产品当中，就可做出新的芯片产品来。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我国的科研体制并不支持以上理念和做法，因为眼下是以论文和所获奖项来评定科研成果的。论文还可以接受，但获奖这一评判标准很不科学，因为如果不能做出完整成果的话，是无法获奖的。此外，国家设置的很多科研项目，也是要求做出完整的成果，而不是鼓励在某些新技术点上谋求突破。这些都是困扰产学研实现良性合作的不利因素。

很多企业也意识到了这点，例如华为等企业对高校的资助模式已经悄然改变，从传统的项目合作变成了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在某些技术点的单项突破。“但只靠企业的力量还远远不够，需要整个国家层面科研体制的改革，更多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在大学，试错也是一种成功。”闵昊说。

20多年的芯片行业从业经验，在产、学、研之间，闵昊终于找到了一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