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来上海
“冒险者”闵昊:我有一个芯片创业梦
发布时间:2021-01-21    报送来源:科Way公众号

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有一群执着的冒险家:他们来自美国不同地区,背景各异,但都义无反顾地变卖家产、背上行囊,去往同一个目的地——加利福尼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淘金者。

200多年后的上海,也有一批有海外留学经验、在顶级芯片公司工作多年的半导体行业“冒险家”,义无反顾地在这一时期回到中国,他们带着丰富的经验和珍贵的火种,一脚踏进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此,中国芯片行业进入了海归创业和民企崛起的时代。

闵昊,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前华虹集成电路公司(又称南华虹)总经理、如今的芯片行业创业者,也是在1998年回到国内,来到浦东,从此毅然跳入中国芯片突围时代的洪流。

初代“海归”

众所周知,欧美国家通过“瓦森那协定”,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和设备出口进行严格封锁,导致国内和欧美半导体技术始终相差两代左右,甚至差距越拉越大。

为了缩短这一差距,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通过运动式的集中攻关,开展集成电路技术攻关行动。1995年,电子工业部提出实施“909工程”,投资100亿人民币,由上海华虹承担,与NEC合作,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在万众瞩目下,建国以来最大的电子工业项目于1996年启动了

1998年,结束国外2年多访问学者生涯,闵昊回到复旦大学。回国不到3个月,闵昊就收到了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任命。

“我当时吓了一跳,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闵昊回忆说,“复旦大学以无形资产入股华虹,本来只需要出个技术副总就可以,为什么会临时让我做总经理,我也想不通。”直到后来,闵昊才打听到,这源于他在美国交流期间的一份发展报告。

当时,硅谷是全球芯片设计产业的风向标,华虹打算在硅谷成立芯片设计公司,因此找到了熟门熟路的闵昊,希望他帮忙筹备。也是这份华虹未来的硅谷发展报告,打动了国内专家。

海外先进的研发理念和技术经验,让他深深着迷。原定半年的交流时间转瞬即逝,但流连忘返的他像是去了游乐园的孩子,进去了就不想出来。于是,他咬咬牙,决定申请自费延长学术交流时间。为了挣生活费,他每周都得去硅谷的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创业公司打工。

当时,在图像传感器领域,CCD传感器还是主流,而现在已成为主要解决方案的CMOS传感器在当时还是很“高精尖”的一项技术,面临产业化的前夕。“我不但参与了产品开发过程,更重要的是学到了硅谷创业公司如何运作的,这是很好的机会。”闵昊说,“他们对市场和技术的敏感度、创新氛围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令我印象深刻。”

也是从那时起,闵昊心里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创业!

设计出中国第一枚“一卡通”芯片

1998年6月,回国仅3个月的闵昊匆忙上马担任南华虹公司总经理,随即,一项紧急任务就交到了他手上——上海交通“一卡通”芯片国产化。

虽然现在的交通卡已经走入千万家,但在当时交通卡芯片还是一项非常难的技术。这种非接触式的智能卡,本身没有电池,全靠读写器的射频能量,对功耗要求非常高,还需要非挥发性存储器和自己的加密体系。当时,全球只有少数几家跨国企业有研发和生产能力。

1998年,为了一块这样的小芯片,闵昊等3位专家和一家国际电子产品大企业进行艰难谈判。年仅33岁的闵昊清楚地记得外方代表那洋洋自得的表情:“拒绝公开任何技术细节或进行技术合作,只能卖产品给你们,价格最低3.5美元/张,不能再还价。”两个多小时后,闵昊悻悻地走出会议室。飞利浦、摩托罗拉、英飞凌……能谈的国际企业他都去谈过了,他们似乎都认准了中国人就是做不出小小一枚芯片,只卖“天价”产品,拒绝任何形式的技术合作和转让。

“当时上海地铁已经决定下单欧洲公司的芯片,甚至马上就要开通了。但经过再三研讨,上海还是决定自己干!”当年年底,上海将交通卡、社保卡、银行卡三个“一卡通”项目正式列入市府实事工程。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对于当时的闵昊来说也是烫手的山芋。“当时公司很小,真正做研发的就十来个人。照进度,1999年底就要出首张‘交通一卡通’,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市府重大工程办的领导还隔三差五来催问。最后阶段要去工厂做流片测试,天天撑到凌晨二三点,宜山路公司边上的一家小旅馆成了我们的过夜地。”

闵昊回忆说,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他带着8000万元的投资款去漕河泾附近找银行办理开户,银行工作人员觉得他年纪太小,把他们当成骗子,直接以“没有这项业务”为由回绝了这笔“大买卖”。

“好在我们有些技术基础,不是从0开始。”闵昊说,复旦大学和中科院上海冶金所(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前身)等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华虹负责产业化,几乎集合了国内最强的技术力量,在原来已经有的部分技术的基础上,仅用5个月左右时间成功设计出中国第一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优化,到1999年底,上海公共交通卡系统正式启动试运行,上海成了全国第一个实现公共交通“一卡通”的城市。首批发行的10万张“一卡通”用的正是上海华虹研发的SHC1101非接触式IC卡芯片。中国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一问世,飞利浦等国际厂商的同类芯片价格随即降到了1美元以内。此后,上海的所有地铁闸机和交通卡都相继实现了国产替代。

在“一卡通”的技术基础上,华虹的非接触式智能卡芯片和接触式CPU芯片成功应用到上海市社会保障卡工程,发行量均超过1000万张。华虹还成功主持研发了中国第二代身份证项目,在全国范围发行并成为我国人口信息化的重要部分,该项目获得200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除了产品开发,闵昊还在企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突破。在员工收入上,以往国企根据人数进行工资总额控制,相比外企,研发人员的收入无法得到保证,也就很难留住人才并且激发科研人员的动力。闵昊经过和上级部门讨论,最后说服上级部门同意华虹作为个例,不再受工资总额限制,而是由按华虹董事会决议的额度批准发放员工工资的额度。并且他还提出让员工持股,最终华虹员工持股16%,这也是国企第一次实现员工持股。

出走华虹,模仿硅谷模式自主创业

回头来看,很难想象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面对与发达国家的恐怖差距时的那种绝望。909工程下的华虹在“砸锅卖铁”的情况下启动,顶着巨大压力背水一战,于1997年7月开工,1999年2月完工,用了不到两年即建成试产,在2000年就取得了30亿销售,5.16亿的利润。

到了2001年,华虹也遭遇了芯片行业的寒冬,全年亏损13.84亿,这时批评又纷至沓来,无数媒体指责“光靠砸钱做不起芯片”。这时候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三星越亏越投的“反周期大法”,更没有人了解张汝京的“盖厂一定要在行业低潮期”的理论。

顶着巨大压力,华虹最终在2004年之后恢复了业绩稳定。

与此同时,2000年之后,西雁东飞为中国半导体行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大批机制灵活的民营半导体企业成立,尤其是在芯片设计领域,这种灵活的机制开始进入良性循环,并促使了海思等一批企业率先进入各自领域的第一梯队。

闵昊的心,也热起来了。

2005年6月,闵昊在华虹的聘期到期,早在前一年年底,闵昊就提出不再续聘任职总经理,而在当时,华虹给他的年薪已经高达100万元,并不输外企高管。

百万年薪,对当时的闵昊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字。而在芯片领域,国际环境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紧张,直接买国外的成熟产品也远比自己研发要划算得多。受舆论影响,政府层面对芯片的投资依然举棋不定,忽冷忽热。此时出走创业,无疑是一场大冒险。

但闵昊已经铁了心。在董事会的一再挽留下,他一直留任到2006年3月底,直到下一任管理团队组建好。

在华虹的最后一天,闵昊捧着行李走出办公室,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期待。“我在硅谷3年,看到半导体行业的VC模式很成功,但国有企业总归有很多固有规则限制。”他回忆说,“当时国内已经出现了风投,我也很想自己试一试。”

时过境迁,回忆往事时的闵昊虽然表面上云淡风轻,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出走华虹顶了多大的压力。

从华虹功成身退的闵昊,凭借前期积累的技术优势,和在复旦大学实验室的3位学生以及2位朋友共同创办了坤锐电子,这是国内最早参与RFID(射频识别)产业化的企业之一。闵昊纵身一跃,成了RFID产业的造势者。

押注物联网

RFID是通过无线射频方式进行非接触双向数据通信,利用无线射频方式对记录媒体(电子标签或射频卡)进行读写,从而达到识别目标和数据交换的目的,其被认为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信息技术之一。

199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产品电子代码的网络框架,并提出利用射频标签作为物品身份标识载体,构建物-物互联的物联网概念与解决方案。这是全世界最早提出的物联网架构。

与此同时,RFID标准化的问题也逐渐提上日程。在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资助下,麻省理工学院2002年起开始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参与研究,制定产业标准。身为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系教授,闵昊的实验室是全球RFID产业标准制定团队之一。

沃尔玛当时描绘的RFID产业应用的宏大画卷始终令他心驰神往:沃尔玛提出,到2010年,公司销售出的每一件产品都会装上RFID芯片,其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令人心神荡漾。

但预想中的“风”并没有起来。

2013年左右,RFID行业遭遇“滑铁卢”。作为RFID产业风向标的沃尔玛,之前提出的2010年供应链电子标签全覆盖的目标至今依然是空中楼阁。

闵昊分析说,除了技术不够成熟,投资回报无法计算,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是主要原因。“电子标签需要生产时加进去,成本由生产商承担,但供应链的好处落在零售商头上。投资回报模式没理清楚,行业发展缓慢。”

2015年是坤锐电子的“至暗时刻”。闵昊记得,当时业务格局打不开,RFID应用推广受阻,公司规模从此前近100人缩减至50人左右,“差一点就死了”。

当行业的泡沫破碎后,闵昊开始思考,RFID行业未来将去往何方?作为一家小微企业,又该如何抉择?

转型,是唯一选择。

“我们意识到,如果只是对标服装等零售行业,公司很难活下去。”于是,坤锐电子将目光投向资产管理方向。

航空公司资产管理是当时坤锐电子重点投入的领域之一。

通过RFID技术可以实现飞机制造企业对航空零部件的智能管理。如在使用RFID对救生衣管理之前,空乘人员至少需要6.5小时逐个排查并确保所有救生衣都在座椅下处于就绪状态,在每个救生衣上贴装高可靠性RFID标签后,空乘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确定所有救生衣的状态,还能够有效监控救生衣的使用寿命,大大提高了救生衣在生命周期范围内最大化的合理利用。

通过对飞机维护主要工具箱内的工具贴装抗金属RFID标签,可以进行身份确定,识别盘点,并通过软件系统的配合进行工具粗略化定位,使工具箱具备智能感知、智能识别、自动记载、统计、异常分析和智能预警等功能。

和服装领域不一样,航空领域电子标签市场很小,2016年只有10万美元左右,大企业一般看不上这样的“小生意”。

此外,一般消费品的电子标签寿命只需要做到常温条件1-2年,而飞机上的电子标签要求85摄氏度内,数据能保持30年。这对芯片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极高,需要反复对工艺和设计进行改进,研发投入很大,虽然单个芯片价格是消费领域芯片的10-20倍,但大企业仍然不愿意涉足。

“但我们可以做,也愿意做。”闵昊说,和大型企业竞争没有胜算,坤锐选择的是目前市场规模不大,但有一定技术门槛且前景极好的细分领域。

据介绍,目前全球每年服装和鞋子的RFID标签消耗量高达100多亿个。多大的一块蛋糕!“虽然眼热,但我们很难进入。”闵昊说,RFID产业领域一般有3个环节:芯片商、设备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每一个行业的应用,三者之间都需要经过4-5年系统调试和芯片认证,形成闭环。因此,要想进入已经成熟的领域,门槛极高,一般没有人愿意花费极大代价临时更换芯片供应商。

“当然,我们也不愿意走低价替代的道路。”国内很多半导体企业走的是低价替代的路线,但闵昊觉得,开辟新的市场远比低价竞争要有意义得多。“虽然细分领域市场小,但我们有技术优势,和行业一起成长,自己造势,等蛋糕做大了,我们也能建立起门槛。”

目前,坤锐的RFID产品已经持续应用于波音、空客等飞机制造公司的航空零部件管理,在航空零部件、机舱管理用电子标签市场,全球排名第一。市场规模从最初的10万美元增长到如今的100万美元。

“我们要进入这个领域,就有信心做到国际前三名,国内第一名,否则不会进去。”闵昊信心十足。

专注“小而美”,坤锐电子的格局一下子打开了。

在闵昊看来,起源于物联网的RFID,如今也将随着物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再次“起飞”,车联网、工业互联网都是物联网的范畴。

他坚信,和互联网不一样,物联网未来会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需要多种技术来接入和应用,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解决方案,适合动作敏捷的中小企业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像互联网一样几家巨头‘一统天下’的现象不太可能出现,未来物联网一定是中小企业的天下。”

在产学研中找一个支点

近20年过去,国内的芯片产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产业的技术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以前大家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到现在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产业;从以前只有海归在这个领域创业,到现在百花齐放;从过去亦步亦趋学硅谷,到现在科创板注册制,国内的芯片产业环境已经形成了闭环,并且越来越健康。”闵昊感慨说。

但也有缺陷。“大学没有很好地跟上这一波芯片产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高校和研究所的基础研究能力比产业领先很多,技术可以很快转化成产品。但现在国内芯片设计产业已经离硅谷很近,本应冲在前方的基础研究反而落在后面。

“本来‘学’应该在学术上领先,并引领最新的技术发展,而眼下‘产’的水平超过了‘学’。如果‘学’的参与人员不与产业紧密结合,只是封闭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话,甚至都意识不到人家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你,出现孤芳自赏的可笑局面。”闵昊认为,高校研发的自我定位需要调整。

“以前是要求能做出一套完整的方案,以表现出研究成果,如果现在还秉承这种思路的话,那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无法与产业界竞争。”他认为,高校应该集中精力,去突破新技术点,并不要求做出完整的系统,然后将这些新技术点融入企业的产品当中,通过双方合作,把这些突破的技术点贯穿起来,就形成了完整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才是正道。

以NB-IoT为例,闵昊觉得高校就应该积极参与,比如高校可以做其中的射频收发器,而即使是这一块,高校也很难独立完成整个收发器的设计工作,但可以集中精力突破其中的几个技术点,如发射机、接收机的射频前端、振荡器和唤醒功能部分。在此基础上,企业再参与进来,把这些新的研发成果融入相应企业的产品当中,就可做出新的芯片产品来。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我国的科研体制并不支持以上理念和做法,因为眼下是以论文和所获奖项来评定科研成果的。论文还可以接受,但获奖这一评判标准很不科学,因为如果不能做出完整成果的话,是无法获奖的。此外,国家设置的很多科研项目,也是要求做出完整的成果,而不是鼓励在某些新技术点上谋求突破。这些都是困扰产学研实现良性合作的不利因素。

很多企业也意识到了这点,例如华为等企业对高校的资助模式已经悄然改变,从传统的项目合作变成了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在某些技术点的单项突破。“但只靠企业的力量还远远不够,需要整个国家层面科研体制的改革,更多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在大学,试错也是一种成功。”闵昊说。

20多年的芯片行业从业经验,在产、学、研之间,闵昊终于找到了一个支点。

 

声明: 以上新闻、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果存在知识产权相关异议,请联系58336273,本网站会第一时间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