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1月22日晚即将落下大幕，一个多月里，有艺术发烧友甚至每天“打卡”各大剧场，更多市民被艺术节氛围吸引，留下了难忘的观演回忆。
“艺术节期间，好演出太多了。”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的王赟平日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圈发表观演心得，10月19日艺术节开幕之日起，他的朋友们发现，观演心得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了。上周末，王赟的行程是到东方艺术中心，观赏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原创舞剧《敦煌》。与此同时，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是现代舞大师阿库·汉姆舞者生涯的“封箱之作”《陌生人》亚洲首演；在上海大剧院，则是被称为“实验戏剧灯塔式人物”的美国戏剧家罗伯特·威尔逊新作《睡魔》中国首演。“一边刷屏说说《睡魔》带来的惊艳，一边聊聊即将开演的《陌生人》，顺便回味下《群鬼》带来的思索，《海棠依旧》带来的感动，讨论《最后一头大象》的震撼……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即便有些演出有门槛，有些剧目有争论，但爱艺术的氛围，不正是艺术节所追求的吗？”有人留下这样的心得。
艺术节期间，同一天集聚各种类型一流演出的场景频频在申城上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20岁了。20年前，无论是这座城市新兴的剧场还是刚开始张望世界的市民，都渴求艺术的灌溉，“补缺”或许是艺术节初创时的使命。20年后，上海正大步迈向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在演艺不再是稀缺品的现在，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节？我们为什么更需要艺术节？答案在剧场里，在观众中，甚至，在剧场外，在艺术萌芽的那些缝隙间。
激发与认同
“好节目集中，好节目便宜”，这是对艺术节期间，这座城市演艺生态最直白的描述。
好节目集中，无需多言，亮出今年艺术节的节目单，可圈可点的项目覆盖各个演出门类，名家名团名作应接不暇。好节目便宜惠民，是艺术节与一般商业演出季的最大区别。今年艺术节发售超过1.4万张优惠票，票价最低20元起，基本覆盖上海各大主要剧院。
10月11日，在金融机构工作的干琛艳晒出刚刚在艺术节优惠票发售现场“抢”来的三场演出票。舞剧《花木兰》，40元；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合唱团上海音乐会，30元；还有一个多月后的《睡魔》，50元。三场演出6张票，200元出头。“带女儿去，泛读式的艺术熏陶，优惠票很实在。”看完中央歌剧院等联合出品的《花木兰》，干琛艳感到“不虚此行”，“中央级院团的实力在水准之上，只是平常可能不会想到去看这样一部剧”。
“上海日常演出虽多，但定期举办艺术节仍然很有必要。艺术节将诸多艺术类演出活动在短期内整合，制造高密度的狂欢氛围，符合大众节日狂欢的心理需求，可以进一步带动市民对具体演出的关注，激发观演热情。”剧场发烧友王赟这样认为。平日去剧场，他单独行动居多。艺术节期间，同伴多了，甚至会在剧场与友人不期而遇，剧场外对于剧目的讨论度也更高了。
“节日是感性的，艺术也是感性的，艺术节的模式是文化消费的典型集成。”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陈圣来说，热爱艺术节、钟情艺术节和受艺术节惠泽的人，他们的关注、参与、投入甚至互动，可以为艺术节注入旺盛的生命力。某种意义上说，艺术节就是寻找一种社会认同，并通过艺术节体现出这种社会认同。一个艺术节所拥有、采纳的社会资本越丰厚，就说明这个艺术节的社会认同越广泛越深入，这也是一个艺术节成功与否的标志。
意外与默契
“艺术节怎么会找我做现代舞？”如果说，玲琅满目的演出体现了艺术节的展示功能，世界上几乎所有艺术节都把推出最高水准的原创作品作为艺术节的宗旨和目标。委约作品的质量是检验艺术节水平高低的标志，更是推动原创的实质性举措。舞蹈家杨丽萍至今难忘，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提出向她委约一部更现代并能体现中国文化底蕴的作品时，自己的惊讶之情，“在那之前，我从没做过云南以外的作品”。
后来在2015年第17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的《十面埋伏》，在楚汉相争的故事中融合了京剧、中国功夫、民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多种元素。杨丽萍坦陈，第一次做如此具有实验色彩的舞蹈剧场，倍感艰巨。舞台上高悬的一万把剪刀尤其令人心惊，寓意“剪不断理还乱”，它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特殊符号，也是整台演出的隐喻。英国沙德勒之井舞蹈剧院总监艾力斯德·史柏汀在艺术节观看该剧后，当即决定次年邀请《十面埋伏》去伦敦演出。在这之前，杨丽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孔雀”代言人，但从未进行过大规模国际巡演。
“艺术节和我有默契。”杨丽萍这样形容。今年在艺术节首演的《春之祭》是她的第二部现代舞作品，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一同委约这部作品的，就包括当年一眼相中《十面埋伏》的英国沙德勒之井舞蹈剧院。《春之祭》片段亮相去年艺术节演出交易会后，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也加入委约行列，上海首演后，《春之祭》明年8月还将在第72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演出。“对于《春之祭》的评价很两极，有人极爱，有人不解，但一个成熟艺术家改变自我的勇气无疑值得欣赏。艺术节的支持是艺术家的后盾，无论是上海，还是爱丁堡，这是国际艺术节存在的价值。”有剧评人如是说。
今年艺术节演出主板块首次出现了非职业艺术团体，以“神曲”闻名的彩虹室内合唱团把艺术性很强的《白马村游记》唱进了剧院，也唱到了森林。“每个青年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梦想，作曲是第一步，关键还是作出来以后需要人演，需要有人帮助你实现梦想。”彩虹室内合唱团艺术总监、青年指挥家金承志在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交出了套曲《落霞集》，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艺术节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希望我做一个这样或那样的作品，而是要我自己展开想象，只要作品是有价值、有品位的。当时我写这个套曲正好卡住了，但一想到再不完成，就不能被‘扶’了，在这种‘逼迫’之下，作品出来了。”
90后作曲家龚天鹏为第19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创作了交响合唱《启航》，这是历年艺术节开幕式中主创“最年轻”的作品。首演当天，对总谱最熟悉的他在后台敲字幕，紧张程度不亚于在台前演出。“我和艺术节有个协议，未来演出《启航》，没有合唱我就弹钢琴，有合唱我就敲字幕。为了敲字幕，我要好好地活下去。”龚天鹏感慨，艺术节存在与否，作品或许都会诞生，“但谁去发现它们呢？两三千万人的大城市，文化底蕴深厚，人才卧虎藏龙，真的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集聚与发散
在年轻人的眼里，20年前的城市文化生活和如今相比，最大的变化是获取的门槛降低了，城市对艺术的包容性更强了。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王隽看来，观众的变化和艺术节的变化是互相驱动的过程。过去20年中，世界顶尖名家名团几乎都在艺术节亮相过，有的甚至不止一次。“观众的成长推着我们往前走，即便是名家名团的演出，过去的重点可能在于经典作品，如今的艺术节更凸显当代性和时代感。就拿舞蹈板块来说，今年艺术节当代舞比重已经超过古典舞。”
2014年，享誉世界的华人编舞家沈伟第一次在艺术节带来《声希》《春之祭》两部作品，上座率七八成，这让他有点沮丧。“你常年在纽约发展，对中国观众来说是很陌生的，大家凭什么知道你？”王隽这样和沈伟交流。2016年，沈伟再次带来《天梯》《地图》两部作品。至此，他的早期四部重要作品全部呈现。两年一个梯次，今年，全面梳理沈伟创作生涯历程的艺术展“无尽的探索”来到艺术节。“从舞蹈到美术，艺术节和当代艺术机构共同呈现，这是世界上很多艺术节没有做到的。”沈伟说，艺术家往往走得超前，什么样的平台可以凸显艺术家对城市生活的引领和影响力，那就是艺术节。“沈伟每次来，我们都做演前导赏、演后谈，拉近他和观众的距离，360度呈现他的艺术魅力。”在王隽看来，这是一种水到渠成，也是艺术节的责任和义务。艺术的所谓“接地气”，不是降低门槛，而是把“地”提高，提升观众的欣赏能力和水准。
“艺术节是城市高品质生活的体现。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会迎来休闲消费的爆发期。文化消费是休闲经济的重要组成，尤其在城市中产人群的文化消费上，我们还有很多潜力待开发，关键看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体验。”陈圣来说，艺术节不光催戏、催人，还催生观念、催生创意、催生市场、催生消费。艺术节的国际交流作用，启发本土艺术的国际融合，倒逼人们以更高的目标提升自己，增强文化发展的外在驱使与内生激情。艺术节的人流量及诸多艺术门类活动，还能使城市的旅游业、服务业、交通业、通讯业、金融业等相关产业应声而起。据统计，仅就旅游业，2010年艺术节就为爱丁堡带来2.45亿英镑收入。
文化是一条河，创作是上游，消费是入海口，一条奔流不息的河，疏通河道的中间环节至关重要。一个艺术节从创办到成熟，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品牌的塑造和确立。有影响力的艺术节在无形中成为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形象大使和城市的营销员。一座小城举办的艺术节能让整座城市在艺术节期间摇身一变，所有资源都围绕艺术节而转。上海是一座超大型国际城市，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生长在此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体现什么样的个性，打造什么样的品牌，决定了艺术节是否能真正匹配于这座城市。
集聚和发散，正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题中之义。“与国际上其他知名艺术节相比，上海的特色和优势在哪里？”王隽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今年艺术节期间，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艺术总监乔纳森·霍洛韦打了一个“飞的”往返上海，停留不到24小时里，行程只有两项：观看杨丽萍编导的《春之祭》，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商洽合作。此时，墨尔本艺术节正在南半球如火如荼举行，王隽很难想象，易位处之，她会飞到另一个国度参加另一个城市的艺术节吗？
每年艺术节，是金秋整整一个月的狂欢。但艺术节又远不止一个月的热闹，它是365天的文化引领和城市品格塑造，也是365天常态化的原创触发、演艺交易和资源配置。开放、多元、包容，这是上海的写照，也是这座城市艺术节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