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创新“快进键”、串起产业链、突出制度供给软实力——上海:努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发布时间:2018-03-09 报送来源:上海科技 文汇报

张江生物银行的生物芯片库内,储存着分类详细的生物样本。

嘉定区一段5.6公里的道路,如今已成为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场。在这个户外“实验室”,你可能会看到有驾驶员“双脱手”,激光雷达变成了汽车的“眼睛”,人工智能变成了“大脑”,操控汽车自如穿梭。创新从这里起步,或许将撬起万亿元级产业规模。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上海而言,创新一直是发展的重要引擎,厚植于城市气质之中。这里,就像是一个创新实验室,用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和制度供给的服务热情,努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敢为人先,按下高质量创新“快进键”   
  “上汽集团刚刚拿到国内第一张无人驾驶汽车上路测试牌照。在无人驾驶方面,上汽已经有了5万公里的封闭路线经验。”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虹在接受采访时相当自豪,他认为,目前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汽车”浪潮说明汽车产业进入了创新“风口期”。   
  无人驾驶很可能颠覆汽车行业过去130年来所沿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直面最前沿的创新,上海的反应速度很快。3月1日,一份《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行)》落地。陈虹代表透露,无人驾驶汽车背后是万亿元级甚至数十万亿元级的产业“富矿”,遍及全球的竞争可用“残酷”来形容,上海快速先行先试,将为高端制造业带来先发优势。   
  无人驾驶汽车“落地”,国产大型客机C919顺利“飞天”。“去年5月第一架C919首飞,去年底第二架飞机首飞,今年年底前第三架C919将在浦东机场第五跑道首飞,明年还将有三架飞机首飞,总试飞数量达到六架。”全国人大代表、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透露,高质量创新要经得起国内外最高标准的考验,目前C919国内适航取证正按预定计划顺利推进,在境外申请欧洲适航证已得到受理,“联合审查是为了确保飞机达到最好、最安全状态。”   
  产业集聚,从点到面串成产业“项链”   
  在张江核心区,去年9月揭牌的张江实验室是上海建设全球创新中心进程中打造的一张闪亮“名片”。谈起张江实验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的嘴里“蹦”出一串计划: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SULF)去年成功实现10拍瓦激光放大输出,今年年底将全面建成;“鹦鹉螺”上海光源二期将新建16条光束线站,今年部分新光束线将竣工;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有望在明年向用户开放……   
  规划建设这些世界级科学大装置,有着极为清晰的产业逻辑。王建宇说:“在光子科学领域,张江将建设一批居于全球第一方阵的基础大科学设施群。在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两大攻关研究领域,我们不仅要开展国际领先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会把这两个领域融合起来,形成类脑智能,与人工智能协同创新。”
  
  张江实验室是一个缩影。调集精兵强将、集聚优质资源,在规划面积94平方公里的张江科学城,一幅全新发展蓝图正徐徐铺展开来。全国人大代表,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透露,2018年,张江科学城首批73个项目都将开工,所有项目力争在“十三五”时期基本建成,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除了跑得早,还要跑得稳,这需要上下产业链的集群式发展。上海具有正在培育提升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这是先天优势,就像在实验室里,当瓶瓶罐罐的要素都集齐了,互相碰撞,上下关联,才有可能产生“化学反应”,构筑起“上海实验室”的核心竞争力。   
  制度供给,为“实验室”营造更好环境软实力   
  “上海实验室”创新质量高不高,与“实验室环境”息息相关: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高质量发展更考验着政府部门的制度供给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寿子琪曾经担任上海市科委主任达十年,当他看到《政府工作报告》第21页上那句“要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时,眼前一亮:“这是很大的突破———有了所有权,很多科研转化难题就能迎刃而解,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条能不能在上海先行先试?”   
  去年出台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对于处置权、分配权和收益权做出界定,但并没有解决所有权问题,国有无形资产的成果转化因此出现很多困难。寿子琪认为,管理国有无形资产应区别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潜在价值很难估量,与不同对象匹配,可能会产生不同效果,要看它对于社会产出的正相关性效应,而非即时效应;建议对无形资产的考核、管理方法做一些改革,让它有别于有形资产和货币资产。”   
  过去五年,科技成果转化从立法、意见到行动方案,“三部曲”一气呵成,全国范围内科技成果转换热情高涨,原来可转可不转的成果大量进入市场。寿子琪认为,科技成果转化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化、组织化、市场化、专业化行为,在激励性政策措施出台后,要更多关注基础性工作,让系统构建得更完备。他还建议,培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只有专业服务机构培育起来了,才能通过专业的串联、叠加,形成产出效应。